苏俄时期农民暴动揭秘

文章出自历史说

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新政权建立后不到半年时间里,便爆发了针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本文拟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并剖析、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对引发农民暴动的原因,暴动的影响,整个苏联时期的农民政策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作出解读。

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献证明:苏俄政府在平定农民暴动时不止一次动用了化学武器,一个炮兵旅旅长的报告称:1921年8月22日我部在同匪徒的战斗中共消耗160枚榴霰弹、75枚爆破弹及85枚毒气弹。

俄罗斯的解密档案为世人提供了了解苏俄时期农民暴动主要成因的途径。1921年5月受命前往坦波夫省平定农民暴动的图哈切夫斯基,曾在1921年7月16日写给列宁的有关该省农民暴动的报告中指出:“暴动的原因与整个俄罗斯联邦的情况是一样的,是对余粮收集制不满和地方粮食机关不讲究方法、粗暴推行余粮收集制。”这里所说的“余粮收集制”,是苏俄政权在1917~1921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推行的一项政策,这个词的俄文为“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准确译法应是“粮食摊派制”,而非“余粮收集制”,因为这个词的前半部分“прод”是“粮食”的缩写,后半部分“разверстка”则是“分派、分摊”的意思。事实上,苏俄政府派到农村去的征粮队在收集所谓“农民们的余粮”过程中,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包括他们用以活命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粮,这自然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暴动。

www.15.net 1西伯利亚的苏联农民

1921年7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坦波夫省全权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有关暴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坦波夫省,“因为革命而受到损害的农户不少于60000个。这些在经济上被削弱的富农是1918~1921年期间发生的震撼全省的各种农民暴动的主要支柱:1918年发生的农民暴动卷进了近40000名农民。”“苏维埃政权带有狭隘的军事行政性质,经济和教育机关不能充分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性工作,实行余粮收集制使这个省负担特别重:这个省的粮食被靠近前线的部队吃光了,农具损失严重,经营水平高的农户数量下降,然而,粮食人民委员部仍然把它列为高产省。”富农“在农村很有势力,常把余粮收集制的主要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头上(各地的余粮收集任务几乎都是“按人口”摊派的)。”“许多农民习惯于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与他们格格不入、一味发号施令、全然不讲求经济效益的机关。”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苏联时期的很多历史文献确认,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始于1920年,这是不准确的。除解密档案可以证实外,历史学家Б.В.先尼科夫在专着《1918—1921年坦波夫暴动与1929—1933年俄罗斯农民分化》一书中也指出: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实际始于1918年初,也就是从苏俄政府开始在坦波夫省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那一刻起。为了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征粮队”挺进坦波夫省境内。但农民游击队同“武装征粮队”展开了武装冲突,有时将“征粮队”打得溃不成军,有时则将其全歼。于是“征粮队”便改在县城附近或火车站附近执行征粮任务,这些地区红军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农民游击队则很少在这一带开展活动。

苏俄时期农民暴动揭秘

1920年农民暴动几乎席卷坦波夫全省,但各支暴动队伍还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依然停留在各自为战的层面。1920年夏,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还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并出版了起义者的报刊,劳动农民游击集团军总指挥部就时常印刷《告红军战士书》,呼吁前来镇压暴动的红军官兵站到农民一边来:“亲爱的弟兄们,请醒醒吧!俄罗斯人民,而不是当权者和什么政委的声音,在呼唤着你们!这里没有任何匪徒,没有任何强盗,有的是受难者——俄罗斯人民,他们饥寒交迫,受尽折磨,穷困潦倒……”

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新政权建立后不到半年时间里,便爆发了针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本文拟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并剖析、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对引发农民暴动的原因,暴动的影响,整个苏联时期的农民政策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作出解读。

联合后的暴动农民武装在统一指挥下,将军事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甚至还拥有了大炮。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鼎盛时期,暴动者人数达到了30多个团。

【苏俄时期为何爆发大规模农民暴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还没来得及完全平定,1921年2月28日又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说起来是军人暴动,实质上仍是农民暴动,因为暴动的参加者大多为新入伍的农民。此次暴动规模大、时间久、影响深远,就连参加俄共十大的代表也被动员去参加平定暴动。这次暴动,实质上是苏俄民众对当时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及政府所推行政策不满的又一次集中爆发。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呈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中汇报:“……他们已经被余粮征集、禁止自由贸易和征集队的行动搞得快要发疯了……类似的情形和情绪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前夕也同样存在……对一些暴动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的不满情绪几乎同农民一样激烈,难以控制的不满情绪主要由于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郁积起来的,这些人一直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乡农村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余粮征集的不堪重负等等的坏消息……”报告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苏俄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苏俄政府对农民的政策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的解密档案为世人提供了了解苏俄时期农民暴动主要成因的途径。1921年5月受命前往坦波夫省平定农民暴动的图哈切夫斯基,曾在1921年7月16日写给列宁的有关该省农民暴动的报告中指出:“暴动的原因与整个俄罗斯联邦的情况是一样的,是对余粮收集制不满和地方粮食机关不讲究方法、粗暴推行余粮收集制。”这里所说的“余粮收集制”,是苏俄政权在1917~1921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推行的一项政策,这个词的俄文为“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准确译法应是“粮食摊派制”,而非“余粮收集制”,因为这个词的前半部分“прод”是“粮食”的缩写,后半部分“разверстка”则是“分派、分摊”的意思。事实上,苏俄政府派到农村去的征粮队在收集所谓“农民们的余粮”过程中,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包括他们用以活命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粮,这自然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引发暴动。

1920年底至1921年春,苏俄的不少地区,如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先后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的高潮发生在1921年2月至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即达6万多人,暴动波及全国至少13个省份。

1921年7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坦波夫省全权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有关暴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坦波夫省,“因为革命而受到损害的农户不少于60000个。这些在经济上被削弱的富农是1918~1921年期间发生的震撼全省的各种农民暴动的主要支柱:1918年发生的农民暴动卷进了近40000名农民。”“苏维埃政权带有狭隘的军事行政性质,经济和教育机关不能充分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性工作,实行余粮收集制使这个省负担特别重:这个省的粮食被靠近前线的部队吃光了,农具损失严重,经营水平高的农户数量下降,然而,粮食人民委员部仍然把它列为高产省。”富农“在农村很有势力,常把余粮收集制的主要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头上(各地的余粮收集任务几乎都是“按人口”摊派的)。”“许多农民习惯于把苏维埃政权看成是与他们格格不入、一味发号施令、全然不讲求经济效益的机关。”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