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线选择的背后都是利益之争

黄树东:美国崛起的秘诀,是坚定不移地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说“不”!

“争论拯救了美国,争论造就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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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发展的关键点上,对那种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路线,每个国家都要特别警惕。而警惕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多数人有机会介入争论。”

在邦联时代,缺乏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的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独立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独立,驱使他们在经济独立的思想道路上,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是从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从美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战略远见和经济思考。“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预经济发展”是制宪会议得以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一个主题。那些草创美国的与会者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推动科学技术发明、推动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它被当成惠及全民,使经济达到足够强盛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关键。

“在多元利益的争论中,抽象的口号无法掩盖利益的诉求。在利益争论中,所谓普世价值的口号,掩藏的可能是难以公开的利益追求。”

美国历史上政府介入经济发展,介入市场,介入资源配置,有着坚实的理念基础。它有100~200年的历史,不是几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这个经济理论就是美国学派,它既是指导美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又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发展道路说“不”。

笔者研究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路线之争的背后,往往是利益之争。不同利益集团出于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争夺国家发展方向。力图通过左右国家发展的方向,来实现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些争论,表面上看,都词藻华丽,各有所据,但是,其背后都是利益的角力。如果说,在美国开国那一代人之间,路线之争还主要是理念和价值之争的话,那么随着美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逐步形成,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路线之争就主要是利益之争了。

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政府介入市场和经济的观念,在美国奠基者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关于经济独立和国家政治独立的看法,同毛泽东对二者的看法非常相似。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确保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不会因为在经济和金融上依赖欧洲强权而丧失,甚至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和授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需要。有人研究美国制宪会议发现,“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预经济发展”是制宪会议得以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一个主题。那些草创美国的与会者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推动科学技术发明、推动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它被当成惠及全民,使经济达到足够强盛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关键。在此之前,西方政府介入市场由来已久。伊丽莎白一世的重商主义就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军事和市场的结合。北美殖民地作为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这种政府对经济的关系,可能对美国建国那一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在邦联时代,缺乏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的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独立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独立,驱使他们在经济独立的思想道路上,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是从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从美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战略远见和经济思考。

争论并不是坏事。争论是校正国家发展方向的必要条件。我们都不是上帝,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争论,就不可能修正错误,甚至不可能有修正错误的机会。美国开国初期实施了30多年的自由贸易。如果没有争论美国可能会一直在这条道路上滑行。其结果,美国可能会像长期实施自由贸易的拉美一样。总之,没有争论的美国,可能是一个拉美化的美国。从这个角度看,争论拯救了美国,争论造就了美国。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早期美国和在中国一样,也是有争论的。从历史记录看,争论的双方都是主要的决策者。也有些在美国历史上打上自己烙印的着名政治家,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比如安德鲁•杰克逊、马丁•范希伦、詹姆斯•波尔克这三位总统,坚决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理由同今天有些中外经济学家相似:过度的政府干预“垄断”了经济,等等。其实,就其实质,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种植业主的利益,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大着力点,就是政府支持“现代产业”的发展。在当时的美国,实行奴隶制度的南方坚持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新兴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北方,却是政府干预思想和实践的大本营。这种争论后来导致了南北战争。南方崇尚自由贸易,崇尚纯粹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它们反对政府干预固然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是要继续让南方成为英国的棉花产地。它们认为政府干预有利于北方的制造业,却损害了南方的种植业。发展道路的讨论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最终以内战作为句号。发展道路的争论有时候沦为利益的争论。内战结束以后,林肯全面实施美国学派的政策建议。在漫长的经济竞赛的长跑中,政府干预始终占据上风,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利益之争更不是坏事。从美国历史来看,在利益多元的社会里,不同利益集团由于利益的差异,必然要有关于路线的争论。如果掩盖不同利益集团的争论,其结果,可能就是钳制处于利益博弈弱势地位的大多数人的声音。关键要有三点。第一,要弄清某种路线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第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要有平等竞争的机会,特别是属于中下层的大多数人要有竞争的机会;第三,不能让少数人的利益取代大多数人或国家的利益。在美国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同国家利益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矛盾的。如果他们控制了国家发展方向,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将会完全改写美国的历史。比如,在美国历史上,代表南方种植业的利益集团,曾经力图通过路线争论,控制国家发展方向,几乎给美国带来沉船的危机。

在围绕美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些提倡分裂,提倡州权,提倡弱化中央权威的政治流派都反对政府干预和介入经济,反对美国学派。关于州权和联邦权力的争论,关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争论,同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以及政府干预的争论结合在一起。中央政府干预经济,介入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巩固,美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点。在邦联时代,中央政府无力干预经济发展,没有权威在全国范围内介入经济发展,美国可以说是一盘散沙,表面上是一个邦联,实际上四分五裂。在联邦时代的最初一段时间,那些反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势力几乎都同时反对联邦对各州的经济干预。这个争论通过内战才得到解决。

在国家发展的关键点上,对那种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路线,每个国家都要特别警惕。而警惕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多数人有机会介入争论。这也是群众路线。在利益多元的社会里,所谓顶层设计如果不是建立在这种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建立在必要的讨论或争论上,就可能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

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出于统一的需要干预经济在中国也有漫长的历史。比如西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分裂势力而推行盐铁官营。在更早的西周初年,虽然大行分封,但是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控制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此我们不可以只是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待,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从几十年、几百年的角度来看,来不得半点短期的实用主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可以想象当中央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大幅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之时,就是中央权威大幅下降之时,政令不出,政令不从,迟早就会产生,就可能是离散趋势开始的时候,国家的统一就会受到威胁。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必须从国家的总体战略来思考。

在多元利益的争论中,抽象的口号无法掩盖利益的诉求。在利益争论中,所谓普世价值的口号,掩藏的可能是难以公开的利益追求。在美国历史上,这种利益和理想在路线争论中的不同作用在下面这三个政治人物之间的分合离散中有着充分的展现。在这个历史故事里,克莱和卡尔宏最初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在共同的民族主义驱动下,共同推动1812年
战争,推动战后的美国体制和保护主义,推动许多政府主导的大型基础建设。但是,后来随着利益的分化,卡尔宏开始背离了他们曾经共同奋斗的路线。而韦伯斯特基于利益原因,最初几乎在上面提及的所有方面都同克莱和卡尔宏在路线上是矛盾的。后来,随着利益的演化,在卡尔宏同克莱在政治上分手的时候,韦伯斯特却同
克莱在某些方面联合了起来。这种政治上的分合,体现的是利益上的演变。利益是路线分合的基础。这是观察世界的基本角度,也是马克思的方法。

美国学派产生于美国发展的需要,是哲学、政治、政策的组合,是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哲学的否定。制宪会议以后,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为了干预经济,从政策角度对美国政府介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介入市场进行思想和实践开拓。在历史上产生巨大作用的有两位。一位是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他的基本哲学是,只有获得经济独立,美国才可能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只有美国在几乎所有必需的产业上获得自足,美国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只有在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干预下,美国才可能在几乎所有的产业上摆脱英国的控制获得自足。结论就是,为了美国获得完整的独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1812年战争以后,美国参议员亨利•克莱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具体的政策选项和经济学思考。这就是“美国制度”说。它的核心内容,成了美国后来100多年发展的政策选择,也是后来美国学派的核心内容。克莱的“美国制度”是专门同“英国制度”相区别而提出来的;作为一种学术派别,它是针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提出来的。在当时的世界,已成了同《国富论》彼此竞争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国富论》是对英国道路的总结。美国对《国富论》说“不”,简言之,就是对英国制度和发展道路说“不”。美国要走同英国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个以政府支持为特点的发展道路。从根据国情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角度看,“中国道路”是对“华盛顿共识”说“不”,正如“美国制度”是对“英国制度”说“不”一样。中国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同年轻时期的美国相似。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既有伟大的人民,也有能够识破历史密码的伟大的掌舵人。

历史的发展证明,美国早期政治家为美国经济发展奠定的理论、政策和制度基础是符合美国国情的。内战以前由于政府的更迭而有所变化,有时候有些反复,但是这条基本的道路被坚持下来了。如果美国照抄当时最强大最富裕的英国的经济模式和理论,美国可能什么都是,就是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的强国。由此可见,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在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上是多么的重要。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可以为后来的选择者提供一种警醒,正如做几何题的时候,一条添加的辅助线,可以帮助你找到正确的答案。在历史研究中,有时候“如果”就是这条辅助线。

在美国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在上面的政策和战略选择的基础上产生了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伟大的实践都会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和前瞻的理论概括。美国学派包括下面几点核心内容:

政府支持和资助产业。包括高关税,政府补贴和支持新兴产业免于国外竞争者的扼杀,政府补贴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

政府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

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服务工商业,包括用国家权力规范信用和债务市场,抑制金融泡沫和金融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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