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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幼受庭训,耳濡目染,经常参与其尊翁著书、编纂、考证等学术活动,自少素养蕴蓄,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说来也是奇怪,这王福庵除精通篆刻,嗜好金石书画外,他还受到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自学算术,竟精通了西方高等数学及土木工程测绘技术。王福庵成了不可多得的时才。铺设沪杭铁路时,他辞去教席,任职于沪杭铁路局。在随后的数年中,他奔波于沪杭、湘鄂路局之间。除测绘和计算土木工程,他还时常为友人写字刻印。对那时自由自在的漂泊生活,他曾刻过一方“幕天席地”的印以自况。1915年,王福庵辑成了他的第一部印谱——《罗刹江民印稿》,印谱所收之作皆为湘、鄂铁路局供职时所刻。那时王福庵年仅三十五六岁,个人风格尚未形成,还处在转益多师阶段。视其印面章法、篆法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汉古玺及明清诸家,如白文仿陈曼生、赵次闲、吴让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赵撝叔等。此谱只钤印面,未拓边款,全8册,
共收入254方印蜕,可谓洋洋大观。此谱一出,求书求刻者络绎不绝,王福庵遂名声大噪于湘楚川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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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
(1878-1960),初名寿祺,又名禔,字维季,号屈瓠,别署罗刹江民,70岁后自号持默老人。室名麋砚斋、春住楼。浙江杭州人,后居上海。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其父王同曾任杭州紫阳书院山长,娴熟杭郡历史掌故,家藏汉魏六朝金石文字拓片甚多,为著名学者。王福庵自幼受家庭影响,喜收集印章,自称“印佣”。工书,凡钟鼎籀隶无所不能,以篆隶名世,继浙派薪传,去芜存精,追溯秦汉,博采清代以来诸家之长,风格典雅蕴藉,秀丽飘逸,淳古厚重。边款文辞清丽,用刀爽挺,精整透雅。史评为近世工稳印风代表大家,与吴昌硕比肩印坛。曾任民国政府中央印铸局技正、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王福庵的篆书是标准的“玉筯篆”,线条圆润,结体匀称,点画一丝不苟,与秦篆比,少金石味而以文气胜。

葡京国际,陈叔通是带着些许失望离开上海的。当周总理听了他的汇报,马上决定把顿立夫请来,他相信老派文人重诺守信,王福庵推荐的人选应该是不错的。顿立夫很快被接来,周总理看他是一位笃实的中年人,听他谈吐不俗,又看了他携带的印谱,当场下达了刻制大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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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15.net,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王福庵随印铸局南下。由于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也由于秉性使然,此时王福庵的内心涌动起一股甘为闲云野鹤的情怀。这种不愿为官,想往鬻印自给的愿望日益强烈,
并常常反映在书刻作品中,
如“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等。1930年底,王福庵决意引退,虽获上司再三挽留,而其去意已定。他将眷属悉数迁沪,在四明村置屋一所,日夕钻研其间,所诣益进。此时所作“青鞋布袜从此始”一印传递了他的心态。他在是印的边款中刻道:“庚午冬日,自金陵至沪,遂心闲神怡。”王福庵又在“不使孽泉”一印的边款中刻道:“庚午冬月辞官来沪,卖字度日,刻此识之。”

自丁敬开启浙派篆刻艺术,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明清篆刻史上印人地域集中,技法风格类似,追随者最多,影响最深远的篆刻流派之一。然而晚清以降,皖派的崛起,浙派印风开拓的空间日趋狭小,程式化倾向日益严重,不少印人斤斤于刀法技巧与形式,去古日远,浙派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所幸“江山代有才人出”,又是一位杭州奇才,力挽狂澜,在深研传统浙派精髓的基础上,旁涉邓石如、吴熙载与赵之谦,上追周秦两汉,将多种经典进行糅合,开创出典雅娟秀、蕴藉精严的一代浙派新风,被印坛奉为“新浙派”领袖,他就是西泠创社四君子之一的王福庵。
王福庵,原名寿祺,又名禔,字维季,号罗刹江民,别署麋研斋。浙江杭县人。父亲王同为光绪三年进士,通晓金石文字。王福庵自童年始就接受严格、系统的文字训诂与诗文方面的教育,从成年后出版的《说文部属检异》、《麋研斋作篆通假》、《王福庵说文部目》等多部篆书著作中,可见其扎实的六书功底。吴昌硕在为王福庵代订书印润例时也首推其:“博通籀史,精揅训诂”,这在同期印人中是罕见的。
光绪三十年,年轻的王福庵与丁仁、叶铭、吴隐在杭州孤山创建西泠印社,成就了一桩千秋伟业。民国初一度寓居长沙、武昌。1920年受北洋政府之聘,移居北平,任印铸局技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赴金陵接受印铸局续聘。1930年冬天,他毅然辞职,定居上海,过上放旷自乐、心闲神怡的鬻艺生活。建国后王福庵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主任委员。他也是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之中,篆刻创作最为出色,艺术生涯延续到新时期的海上印坛耆宿。
王福庵的篆刻初宗陈鸿寿、赵之琛,不数年已熟练把握了切刀要领。浙派波磔涩进,圭角分明,充满金石古拙质感的线条,在其刀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满足做一名守望者,他的“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豪情大志,令其广采博取,在先秦古玺、汉官私印与皖派、赵之谦等优秀印式中广泛撷取养分,开创出一些西泠八家之外的新形式,其中最受世人推崇的,就是玉箸铁线篆朱文印。
王福庵铁线篆印,布局整饬匀落,疏密自然。篆法中横画线条微微上拱,柔韧富有弹性。如遇多字印,在结篆、章法上苦心经营,使字字着实,笔笔妥帖,无瑕可击,加上精严的用刀,多字印创作被发挥到极致,堪称前无古人。王氏将铁线篆印婉转流美,工整精微完美地展现,又没有工艺刻意之匠气,具备雅俗共赏的特点,被印坛誉为“如洛神临波,如嫦娥御风”。要知道,王福庵在北平时手臂曾遭触电受伤,数月后方痊愈,自此刻印也从直坐式改为仰卧椅榻式,运刀用力方向迥异,但在他作品中竟无法分辨,令人称奇。
因王福庵铁线篆印与赵叔孺、陈巨来创作的圆朱文印风近似,常被视为一脉。若从专业上细分的话,王氏铁线篆印圆润舒畅,秀雅恬静;赵、陈的圆朱文印则雍容堂皇,古茂渊雅,二者在布局、用刀,乃至韵致上,多有差别。若从印学上成就而言,赵、陈的圆朱文印是以赵孟頫\、汪关、林皋和巴慰祖等为源头,益见雅妍,而王福庵的玉箸铁线篆印更具原创性,已经超越、突破了老浙派范畴。赵、陈多古意,王氏出新声,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王福庵精擅篆刻与高等数学的名声传到了北京。1920年春,王福庵受聘于民国政府印铸局为技正,那相当于工程师的职务,同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王福庵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金薤留珍》印谱的钤拓。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王福庵纵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还只是一介平民,就是早出生几十年,就是高中了状元,他也未必得睹大内收藏的历代古玺珍品。王福庵于印学道行已深,这次经手钤拓《金薤留珍》,尽情欣赏了明清两朝帝王的玺印收藏,这不仅让他广开眼界,也成就了他为国民政府刻制大印之举。

王福庵《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

王福庵虽然没有与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打过交道,但平津解放,百万雄师渡江作战,解放南京,解放上海……所到之处,解放军秋毫无犯,这些新闻他还是知道的。他见了陈市长略微有些意外,可他毕竟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他马上将贵客引进了客厅。陈毅用爽朗的笑声消除了王福庵的拘谨,介绍同来的陈叔通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特使,是专程从北京赶来上海请王先生出山的。陈毅笑道,进了上海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还没有到府上来拜访王老先生,这是他当市长的疏忽了。王福庵想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陈市长怎么就有闲情来串门了。这时同来的陈叔通笑着用官话说周总理知道王老是中国最有名的篆刻家之一,特别是王老曾在北京担任印铸局技正,主持铸造并刻制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周总理派他来就是想请王老出山,这次是主持并刻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

20世纪初,刚过弱冠之年的王福庵任教于钱塘学堂——即后来的崇文书院,得闲经常与有共同爱好的丁辅之相聚于西泠孤山,切磋艺事不知疲倦。这丁辅之虽然不是丁敬的后人,但却是杭州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和金石书画大收藏家丁申——八千卷楼主的后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福庵和丁辅之经常在西泠雅会,慢慢地又吸引进年岁稍长但同气相求的叶为铭、吴石潜。光绪三十年夏,王福庵、丁辅之和叶为铭聚集于西泠孤山之人倚楼,各出所藏古印钤拓集古印谱,于闲谈中探讨印学,遂有谋创印社之举。吴石潜闻风,随之响应。四位中青年志同道合,诸如谋地、筹资、征集文物、立碑、勒铭造像、规划园林布置、兴建楼舍等等,皆同力为之。经荜路蓝缕十年之久,西泠印社终于宣布正式成立。印社建成,4位创始人不居功自矜,皆自谦不愿为首,遂推聘年高望重的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吴缶老在其《西泠印社记》中写道:“社既成,推予为之长,予备员,曷敢长诸君子……”缶老谦称自己是印社的备位之员,此中可看到诸贤互尊互重、互相谦让的君子高风,令后人仰佩不已。王福庵与吴缶老在组建印社过程中结成至交。印社中的《观乐楼碑记》由吴缶老书丹,而请王福庵篆碑额,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吴缶老擅篆书而谦让,推邀王福庵篆额,同写一碑,可知两人交谊深厚,亦可知其时王福庵的玉箸篆已独立成格,为世人所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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