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15.net,中共理论家艾思奇曾这样批判国民党: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

一代哲人艾思奇与毛泽东的“哲学情”——读《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有感
毛泽东称赞艾思奇同志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读完《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本色上就是一名坚强的战士。“哲学不是书斋里的东西。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的立场上,在实践中去磨练出来的哲学,才是真的哲学。”这是艾思奇同志在其名着《大众哲学》中的一段话。事实证明,艾思奇同志的话是正确的,艾思奇也是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以一个战士的斗争精神,去从事将哲学推出书斋这样重大的工作,在哲学大众化道路上,他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也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收获。
《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让我们感觉到,艾思奇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的一生。拿枪的敌人是看得见,思想战线上也有敌人的战壕,艾思奇就是在这条战线上左冲右突,以哲学武器来为民众杀开一条向前进的道路。
转变志向。艾思奇生活在我们国家多事多难的时代,多事,是指上个世纪初,我们国家的政治气候出现频繁变动,清王朝的垮台,外国势力的入侵,以及本国的军阀混战,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国家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多难,是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以及工农群众的残酷镇压,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大举侵华,尤其是后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这一切,在青年艾思奇的心中都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例可证:1930年,20岁的艾思奇在日本福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本来他是学习冶金系采矿专业的,但时势的发展,让他不得不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工业救国”主张,他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作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于是翌年,他就和许多同学一样,激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救国先从救精神开始,这也许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
延安时期的论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盛行的时候,革命的事业呼唤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被通俗化大众化,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在当时,选择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以至用来指导中国革命,走在时代前列的革命者所不能为。李大钊、瞿秋白等就是这样的典型。艾思奇稍晚一点,但他走上了一条与李大钊、瞿秋白相同而又有异的道路,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艾思奇说,“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这就是艾思奇走上哲学这条道路的时代背景。哲学家即战士,这是艾思奇一生的写照。
“哲学是各阶级党派的世界观,是他们认识事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在这里,艾思奇明确指出,哲学是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哲学,虚无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哲学观,当然,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为最广大的工人、农民阶级服务的。“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要解决问题,哲学家必须自身就是一个坚强的战士。艾思奇是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就是一个以笔,以自己的思想为武器的战士。他批判叶青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要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夺去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装。”一针见血,让人警醒。对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艾思奇指出了两者本质之所在,辩明了是非。对地方军阀阎锡山的“中”的哲学,艾思奇一语揭穿其实质,说它是“有着相当精致的伪装的一支思想队伍。”等等,在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艾思奇坚守了自己的立场,捍卫了自己一生信守的真理,尽了一个战士的义务。
建国后的呼喊。1949年11月,艾思奇以一篇《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标志,开始了他哲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时代。其后的《反驳唯心论》、《论思想改造问题》等文章,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思想战线上鸣锣开道。建国伊始,我们的革命者一时还没有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过来,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也许我们还比较迷茫。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原则,但是破立之间如何过渡,必须从哲学高度来找方法。此时,哲学就是破立之间的一座桥。艾思奇同志,就是这座桥上的灯塔。虽然此时艾思奇同志的文章有的主旨意识很明显,甚至不失功利化,但在那个时代,他的呼喊,对于拿惯了枪的革命者如何实现身份转化,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
艾思奇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哲学思想,这其实也是他最初的哲学文化背景。青年时代,他又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引,运用它来对付现实生活中与人们精神领域的或赤裸裸的或潜在的敌人。哲学可以御敌,这是艾思奇的哲学实用观,是正确的。“正确的哲学运动如果做得好,它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哲学要达到团结同志共同御敌的作用,就离不开对种种思想的发扬与批判。
发扬
艾思奇对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精髓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扬,当然是题中之义,在这里且不谈。单谈谈艾思奇对孙中山斗争理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的发扬与捍卫。在《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艾思奇指出,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富于战斗性和革命性。这是孙中山思想的精华,是值得后来的革命家所学习的。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为了批判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艾思奇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又作了全面分析,客观地指出孙中山思想的是与非。艾思奇告诉世人,唯生论等哲学,并不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而只是他的一部分思想的附会夸大的产物。这为人们正确认识孙中山思想拨开了迷雾。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大的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艾思奇在他人生当中,给予了大力弘扬与阐发。其实,艾思奇是毛泽东思想战线上的同志与战友,在哲学上,他们互为师友。众所周知,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哲学观点是很看重、推崇的。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艾思奇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艾思奇自觉当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1941年写的《反对主观主义》以及1948年的《反对经验主义》等文章,读者都可从中感受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气息。建国后,艾思奇更是将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他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不倦的歌者。
批判
批判是艾思奇将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手段,也是哲学成为武器的一种方式。这里且不说对向林冰、叶青、胡适、潘梓年等具体人物哲学思想的批判,单就对生活现象的批判,即展示了大众化哲学的威力。例如对于错误,艾思奇同志指出,错误也有分类,有前进中的错误,有腐化堕落中的颓废,这两者,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对待之。对于一种理论,艾思奇说,“错误的理论并不是毫无真理,而是因为真理被它误用了,也即是:被它歪曲了。”鉴于此,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将歪曲的理论再给扮回来。综观艾思奇一生主要的哲学着作,他都在从事着将歪曲的理论纠正过来的工作。这种纠正,其实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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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者

艾思奇批判蒋介石唯心论

——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

1939年8月,艾思奇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从哲学理论上对蒋介石新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指出《中国之命运》里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唯心论。艾思奇认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既有进步的唯物论方面,也有保守的唯心论方面,在《中国之命运》里,却完全抛弃了它的进步的唯物论的方面,并用种种的附加的引申,扩大了它的保守的唯心论的方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颠倒,而唯心论正符合了他们的需要。《中国之命运》宣传的是反理性的唯心论哲学,是极端有害的愚民哲学,是为了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艾思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上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作者:庞元正、董振华

艾思奇同志不亏为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的贡献。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好好向他学习,要继承和发扬他作为党的忠诚而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的高尚品德、革命学风和革命战斗精神,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

开栏的话

哲学承担着传承知识、启迪思想、引领时代的重任。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我国一大批老一辈哲学家曾作出过卓越贡献,他们德业双馨,致力于在为国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加大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本刊特开辟《哲人追“思”》专栏,集中刊发一批专门研究老一辈哲学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群星璀璨,大家荟萃。如果要找出一位与中国大众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最为休戚相关的职业哲学家来,可以说非艾思奇莫属。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

1、从爱国青年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艾思奇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爱国主义的人民情怀,伟大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不懈的斗争精神,深厚的学术造诣锻造了他犀利的批判精神。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艾思奇人生轨迹的生动写照。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一个具有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的蒙古族家庭。其父李曰垓是云南辛亥革命及护国起义元老之一,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曾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中的滇南起义和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护国运动,担任了蔡锷护国军的秘书长,起草了通电全国的讨袁檄文。其兄李生庄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1926年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艾思奇从小就受到父兄的爱国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熏陶。1925年,15岁的艾思奇考入云南省一中,在那里就开始积极投身于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参加了“青年读书努力会”,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1927年,17岁的艾思奇满怀着求知的渴望、立志救国的雄心和父亲“工业救国”的期望,东渡日本留学,后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在日求学期间,他在掌握日语基础上自学德语、英语,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系统学习和研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尤其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所深深吸引。他阅读学习了《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献,还对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德文原本与日文翻译进行学习。对各种知识的广泛学习涉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刻苦攻读,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使艾思奇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他接受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在《自传》中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不清楚,最后读到马、恩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他放弃了“工业救国”这一不现实的思想,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提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从而下定决心弃工从文,树立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激起了艾思奇的极大义愤,毅然弃学回国,投身到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中。1932年初,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任教,同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爱国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开始发表研究中国哲学思潮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起,艾思奇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了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生涯。

艾思奇的哲学研究和革命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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