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至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所讲授课程,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民国时期,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地学术大师。其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追随过孙中山,痛斥过蒋介石,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与胡适、陈寅格为友,却又瞧不起闻一多和沈从文。他曾为文人气节而坚守,却也为“五斗米”而折过腰。他呈现在世人面前总是一副狂生地模样,他就是“民国狂人”刘文典

作家眼中的刘文典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刘文典,安徽怀宁人,原名文聪,字叔雅。少年时勤奋好学,当时还是教师的陈独秀和刘师培对刘文典很是欣赏。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青年时代的刘文典满怀激情,回国担任《民立报》的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191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邀请下,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攻校勘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而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至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刘文典算是民国时国学大师一派里的表率,有风骨,重学识,勤治学,纵观其一生行事为人,不外乎才、傲、雅三字。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刘文典的治学生涯始于一九一六年。由于对国内现实的失望,刘文典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学上。到北大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一九二三年,皇皇二十一卷《淮南鸿烈集解》终于问世,,刘文典声名大振,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又开始了《庄子》和《说苑》等经典的校勘工作,一九三九年《庄子补正》(共十卷)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刘文典对这部作品也颇感骄傲,曾放言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文典虽然语言有些放诞,但治学之严谨广博却是不容置疑的。据钱穆弟子李埏回忆,四十年代他在昆明时曾借阅过刘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的书,书中刘的批注,除了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注疏,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所谓“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不外如此。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清华门生《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恃才傲物,刘先生算是个中典型。但他的傲是有原则的,一为气节,二看学识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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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人晓大义者众,能行之者寡。在那个战乱纷飞地年代,每一次地选择刘文典都能坚守底线。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请他讲课和去伪政府做官,曾在日本留学的他拒绝用日语和日本人交流,并痛斥周作人的叛变。而后出逃南下,赴西南联大艰苦之地为中国教育延续火种。在49年解放前夕,胡适已为刘文典办好了入境美国的签证并安排妥了住所,劝其离开大陆,刘先生一句“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选择了留下。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一九二八年,安徽大学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附近女中发生冲突,后遭到军警弹压,引发了一场学生风潮。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表示可以道歉但拒绝省教育厅开除学生地处罚。此时,蒋介石途径安庆,特地提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要召见刘文典“训话”。刘文典对蒋直接介入学校具体事务十分不满,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蒋介石一行到达安徽大学后,只见学校里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既无欢迎标语,也不见师生列队,刘文典更是衣着邋遢,素来讲究礼仪的蒋介石大声喝问道:“你就是刘文典?”刘文典傲然反问:“你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怒斥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学生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声反驳:“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这时,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我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谁知,刘文典也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蒋骂刘是“老封建”,刘骂蒋是“新军阀”。末了刘文典又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不是衙门,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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