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对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功劳之巨大家都很清楚,无需多说——如果还有不了解的同学,可以出门左拐,翻看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秦国之所以能够最终统一天下,那是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和贡献,只是相比较而言,商鞅的贡献比较突出罢了。实际上,在秦国统一历程中,还有一个人,其功劳、贡献堪比商鞅。

他就是司马错。在史书中,连司马错的生卒年份都没有明确记载(可见其被忽略程度),其人事迹在史书中也极少被提及,《史记》仅有两次,《资治通鉴》也仅有五次。司马错就是这样一位几乎被史家忽略的人物,却对秦国最终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秦惠文王想出兵攻打蜀国,但攻打蜀国道路险峻难行,又顾虑韩国可能会趁机前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便把此事交由群臣讨论。于是,司马错与张仪因为此事发生了争论:司马错建议出兵伐蜀,张仪主张去征讨韩国。

张仪认为,秦国应该与魏国、楚国亲善友好,然后出兵黄河、伊水、洛水一带,攻取新城、宜阳,兵临东西周王都,控制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各国就不敢不从,这是称王的大业。

他说:“我听人说,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啊!”

司马错反驳说:“不对。我也听说有这样的话: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这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

司马错认为:现在秦国还是一个地小民贫的国家,所以应该先从容易的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政治昏乱,如同夏桀、商纣;以秦国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而军队不须有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

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获取广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秦国可以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秦国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

司马错接着说:“蒙受不义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险的!请让我细说其中的原因: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齐国,是韩国的亲睦友邦。周朝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两国将会齐心合力,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怨的楚国、魏国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把土地割让给魏国,对此,大王您只能束手无策。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所以,攻打蜀国才是十拿九稳的上策。”

www.15.net,以上内容就是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表面上看,张仪与司马错的争议好像只是关于攻打哪里的问题,但实际上,张仪与司马错的这次争议,对秦国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后世的角度看,司马错是一个有勇有谋、极富远见的将帅之才,他在这件事上的见识明显要高张仪一筹。张仪的建议更注重名和势(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是从张仪这里偷的啊?),而司马错的建议更注重实和利(富国、广地)。无论是名还是势,归根到底还要靠实力,所以,增强实力才是王道。

历史的发展则表明,司马错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平定巴蜀是实实在在增强秦国实力的策略。秦国后来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攻打中原,能够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撑其统一天下的战争,很大程度上靠得就是司马错的这次关键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错的这次决策对秦国的影响之深远,几乎可以和商鞅变法相提并论。

故而,清代林云铭在《古文析义》卷五中评价此事时说:划韩伐蜀二说,俱以‘名’、‘利’二字做骨,张仪谓王业起见,语虽大而实疏。司马错只拿定富强二字做去,而王业不争自成。何等万全。切实优劣,判如指掌矣。……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无出司马错之右者。”

另外,司马错在与张仪争论中所提到的“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的说法很有见地,后世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等战略思想恐怕也是脱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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