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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代中期的弘治年間開始,明代的文學與藝術開始逐漸興起尚古好奇的風氣。這股復古求奇之風一直影響至清初,持續達一個多世紀。王鐸的書法藝術便是誕生於這樣的復古大潮之中,並以其獨特的風格面貌聞名於書壇的。
王鐸出生於萬曆二十年壬辰,他生活的年代,文徵明領導的吳門書畫流派已漸趨衰落,董其昌正執牛耳。董氏提出“南北宗論”,對古代的山水畫發展進行整理,在書法上也提倡學習古人。他所說的“畫家以古人為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為師”,堪為典型。這透露出,一方面,明代人在蒙元統治對漢族文化破壞之後,面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或是對未來感到失望,喚起了人們對美好過去的留戀。人們努力地追憶過去的歷史輝煌,試圖去恢復曾經的文化繁榮。另一方面,在不斷探討古代文化的同時,人們發現距明最近的南宋王朝並不能完全符合當時人心中美好的形象與目標。尤其是宋代理學將文學與藝術作為政治的工具,過多的政治因素約束了人們的真情實感,以至於“禮教殺人”。因而他們推崇的文學藝術的典範必然是高於宋代的。正因為尚古,人們從古代尋找各種各樣的事例作為標準,結果卻往往是變得奇怪詭異,所以,看似和“尚古”格格不入的“好奇”,與之正是相反相成的關係。由此也不難理解,為甚麼晚明的書法家們雖然高呼學古、仿古的口號,但他們筆下的作品卻極具個性。
王鐸自幼學書,受時風影響,入手便是魏晉。他在五十六歲所書《“秋月西山上”詩六首》中說:“吾自十三歲得斷本《聖教序》,臨之三年,字字逼肖。”並在《琅華館帖冊》跋中強調:“書不師古,便落野俗一路。”除了《聖教序》、《蘭亭序》等名帖以外,王鐸還受到《淳化閣帖》的巨大影響。他在《臨》跋中寫道:“余書獨宗羲、獻,即唐宋諸家皆發源羲、獻,人自不察耳!”可見他將二王視為書法正宗,並由唐宋各大家博採眾長、追本溯源,以之為自己實踐的起點與歸宿。
另外王鐸對米芾情有獨鍾,並選擇米芾作為自己深入傳統的切入口與樹立個人風格的突破口。他在《跋米芾》中贊美道:“米芾書本羲、獻,縱橫飄忽,飛仙哉!深得《蘭亭》法,不規規摹擬,予為焚香寢臥其下。”在《跋米元章》中他又說:“海岳書……如飛仙御風,得《蘭亭》、《聖教》遺意,邁宋一代……予經見內府米真跡書啓約千餘字,灑落自得,解脫二王,莊周夢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可見他对米芾書法的推崇備至。他一生善於學習,在崇禎末年其書法風格漸漸成熟定型,最終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行書詩軸》書於明弘光元年乙酉,即清順治二年,王鐸時年五十四歲。先於此,從崇禎末年開始,王鐸在仕途與人生上都跌進了低谷。在朝廷上由於和閣臣溫體仁、楊嗣昌等人先後不和,因而備受排擠。而後三個子女、妹妹及父母又相繼去世。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在煤山自縊。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監國,因福王與王鐸有舊,便推其為東閣大學士,但此時王鐸還在蘇州一帶漂泊。這一年的天翻地覆,使他的劫後餘生並不安寧。之後,王鐸雖然在弘光小朝廷被加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乃至太子太保等高官厚爵,但明王朝氣數已盡,難以挽回。他先是力爭不可恢復東廠,後來又亟勸福王不可貪圖享樂。至十一月又因為鄉黨請謚之事與首輔馬士英發生嚴重摩擦。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又陸續發生“大悲案”、“偽太子案”、“童妃案”,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特別是在“偽太子案”中,王鐸力主太子為偽而遭受唾罵,時有民謠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竟於弘光元年五月十一日,都城百姓入獄救太子,捶罵毆詈王鐸不止。眾人將他拔須撏髮至禿,囚禁於城中,後來又闖入他家中,搶劫一空。他的所有財貲與收藏的大量書畫盡被洗劫。這無疑是在明王朝苟延殘喘的歷史上又添了一部鬧劇而已。五月十五日提督京城趙之龍叩首迎接豫親王多鐸進入南京城,開洪武門。王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人出城投降。王鐸受到清軍的厚遇,從此開始了晚年的降清生活,直到順治九年去世。
《行書詩軸》便是王鐸在剛剛降清不久的秋天所寫,在國難當頭、家庭變故之際,他的心中定有難言的滋味與不盡的無奈。全文曰:“緱溪吾有舊,況復在籬間。游踐牽多事,勞心豈惡閒。誅茅擬赤甲,握鏡憫紅顏。自愛芝差好,煙中不欲還。問緱溪。乙酉秋日,良庵老詞壇正之。嵩下王鐸。”這幅作品非常能代表王鐸成熟期的風格。此時他已經在二王及唐宋各大家的基礎上,對米芾書法特有的跳躍跌宕、欹側變化有了獨到領會。雖然米芾研習二王,併發揮了王獻之“一筆書”的藝術特點,但是他的作品多限於尺牘小幅。王鐸則在米芾從未涉足的領域,將這種特點擴展到長軸巨幅,從而作了盡情發揮與別有心裁的演繹。作品中有多個字之間連綿相屬,既具有“顏筋柳骨”的厚重寬博、挺拔勁媚,也有二王的瀟灑自如、婉轉圓通。通過米芾,他把“一筆書”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尤其是最後“煙中不欲還”數字跌宕起伏、縱橫飄逸,正是達到了筆在意在、筆斷意連的境界。
作品上的鈐印為“王鐸之印”與“煙潭漁叟”兩方白文印,尤其具有學術參考價值。因為這兩方印都是王鐸五十四歲以後才開始使用的。而且這方“煙潭漁叟”印只在五十四歲至五十五歲期間使用,常與這方“王鐸之印”搭配出現。五十五歲之後便換用另一方印文十分飽滿的“煙潭漁叟”印,可見於他五十五歲該年十二月的《高郵作》。有些偽造者不察,或許會在贋品中誤用這幾方印章。而這件作品上這兩方印在印文、時間各方面正好相符,可以作為鑒定的標準了。王
铎 行书 赠敷五文语绫本 立轴 1651年作 201×55cm出版:1. 《王铎の书法
条幅篇》P51~54,村上三岛编,二玄社1979年2月。2.
《王铎书法全集》第五卷,P1603,河南美术出版社。
另一幅《贈敷五文語軸》書於順治八年辛卯,王鐸時年六十歲,已經垂垂老矣。在政治上他似乎已很難再有甚麼大作為。這年三月他上疏言尊師重道,請幸學釋奠事。四月四日他受命祭告華山,並於四月十五日出發,至六月初祭畢下山後,他便向西行進至甘肅、四川等地,直到十二月初六回到故里孟津。這時的王鐸已經抱病服藥,此後他便居住在家,至第二年三月十八日去世。所以這件作品是王鐸極晚年時所寫,也可看出他的書法藝術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不過所書的內容並不甚易解,文曰:“敷五玉立年,又謙度冲襟,對之知為木雞。雙璧瑩徹,圭璋特達,又能善藏其璞,世業駿蓄,必有以弘賁無窮。勉焉孳孳,吾雖懵懵老樗,尚欲舉㪺以賀也。”這大概是在祭華山前後贈送給某位朋友的勉勵之語。其中不難看出王鐸自稱“懵懵老樗”,感嘆衰老,對年輕俊彥寄予厚望。不過這件書法卻並沒有衰老之象,那種氣貫長虹的筆勢絲毫不減當年。此作後來流傳至日本,為工藤壯平家族收藏,曾被村上三島編入《書道全集》與《王鐸的書法——條幅編》等書。
這兩件作品的高度都在兩米以上,這與明代的房屋建築的高度大增,以及室內的裝飾習慣是密切相關的。明代房屋建築本有嚴格的制度規定,如洪武二十六年曾規定庶人房舍不得超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彩飾;一、二品官員住宅為五間九架;三至五品五間七架;六至九品三間七架。但還是常有違制的現象出現,尤其是在經濟發達之後,一些富豪縉紳的住宅更是經常僭越制度規定。為配合這種大宅的高廳大堂,自然形成了高頭長軸的創作。對於廳堂懸掛書畫,明人也非常講究。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就指出:“懸畫宜高,齋中僅可置一軸在上。”這樣的方式可以使得屋內懸掛的書畫主題更為突出。
這些都為王鐸發展自己的獨特書風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而且他喜歡用作書寫材料的綾,除了尺幅寬度的限制以外,在長度上是可以不限的。這也避免了紙張往往因尺幅有限而產生的局限性。綾是質地輕且薄的絲織品,其性柔軟,著墨容易滲化,所以要先塗以漿液,再行砑光方可用於書畫。王鐸使用比較柔軟而吸墨的毛筆,往往一筆連書數字,所以剛落筆的字經常墨漬滲化,最後又成為乾枯晦澀的飛白。他在綾上的作品經常進行游刃有餘的筆鋒轉換,產生濃與淡、疾與緩、潤與澀的豐富變化。而這兩幅作品都充分體現了這種特點,堪稱是王鐸書藝的經典代表與上乘之作。王
铎 行书 自作诗绫本 镜片 1645年作 248.5×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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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書詩,紙本,每開縱:28.3公分;橫:36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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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京国际,此件作品原為長卷,現已改裝成冊。第三首詩「圍城」以下十字三行,在裝裱時順序顛倒,自署書於崇禎十六年寓孟庄山志園,年五十二歲。第五首詩為是年於蘇州附近與好友相聚的紀游之作。本幅選自<元明書翰>第六十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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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堅持一日臨帖,一日自由書寫,終身不易。其草書運筆有顫動的韻律,墨色變化多,從濃墨到墨將用盡的枯澀,筆法依靠臂部起伏擺動,受黃庭堅、祝允明的影響。自作詩五律五首,謂「詩狂作數首」而書更狂,其作品表現出大寫意書風。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十樵、痴僊道人,河南孟津人。
天启二年登进士,入清官礼部尚书,官仕二朝,在政治上有负面评价。
他坚持一日临帖,一日自由书写,终身不易,其草书运笔有颤动的韵律,墨色变化多,从浓墨到墨将用尽的枯涩,他草书笔法依靠臂部起伏摆动,受黄庭坚、祝允明的影响,自作诗五律五首,谓“诗狂作数首”而书更狂,其作品表现出大写意书风。
此件作品原为长卷,现已改装成册,凡七十一行,共二百七十四字。第一至第十三開均縱二八.三厘米,横三六
厘米,第十四開縱二八.一厘米,横一七厘米。第三首诗“围城”以下十字三行,在装裱时顺序颠倒,自署书於癸未年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寓孟庄山志园(在河南卫辉府苏门山南),年五十二岁,第五首诗為是年於苏州附近与好友相聚的纪游之作。本幅选自《元明书翰》第六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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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资料来源:
河南美术出版社《王铎草书卷经典——赠郑公度草书诗卷》(刘灿章主编)
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
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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